【摘 要】“万里茶道”是17世纪兴起的以茶叶为大宗货物、繁荣了两个多世纪的欧亚国际贸易线路，也是中国连通世界的“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深植于中蒙俄三国民众内心深处的宝贵历史财富。盘活“万里茶道”历史资源，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使“万里茶道”蒙古段的中介作用得以发挥；在“万里茶道”申遗工作的带动下，中蒙俄人文共同体建设日趋走深走实，蒙古国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中蒙俄人文共同体建设，将助力中蒙俄“万里茶道”建设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形成联动效应，取得实效，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的对接合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民意基础，在深化发展中蒙俄关系中实现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美好愿景。
“万里茶道”兴起于17世纪，纵贯中蒙俄三国，横跨亚欧大陆，以茶叶贸易为主，繁荣了两个多世纪。它是中国连通世界的“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茶叶和茶文化就是通过“万里茶道”传至亚欧各国的。其源头在中国的武夷山，由此一路北上，经石家庄、二连浩特，穿过蒙古国，最终抵达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全长约为1.4万公里。经长年积累，如今沿途存有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物具有亚欧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特征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中蒙俄三国很早就达成了“万里茶道”联合申遗的共识，起先是中俄两国之间每年举行以“万里茶道”为主题的研讨会或论坛，从2011年开始蒙古国参与其中；2013 年中蒙俄三国共同发起倡议，为“万里茶道”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10月，“中俄万里茶道城市市长高峰论坛”举行，中俄共同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2016年7月，首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举行，三国共同签署《中俄蒙三国旅游合作备忘录》，明确提出要将“万里茶道〞打造成国际旅游品牌线路，以助其实现联合申遗的既定目标；2019年3月，“万里茶道”跻身《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三国联合申遗工作进入快车道。目前，在“万里茶道”（国际）协作体、中华文化促进会、蒙古和平友好组织、俄罗斯国际合作协会等的协同组织下，中蒙俄以“万里茶道”为引领开启的人文交流与合作进入历史新阶段，助力构建人文共同体，实现“民心相通”。
在中蒙俄三国 “万里茶道”人文共同体的历史形成中，蒙古国境内的“万里茶道”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从蒙古国“万里茶道”视角切入，展开分析，着力探讨蒙古国在以“万里茶道”为载体的三国人文共同体建设中的地位、作用、路径及其意义，为夯实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社会民意基础提供学理支撑。
众所周知，茶起源于中国。有学者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就一直以种茶为生，而茶树则为当地的茶风和饮茶习俗的形成提供了有力保障，茶叶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中的“茶马古道”与北方丝绸之路中的“万里茶道”中欧·体育生态物联网。
北方草原的生活环境苦寒，蔬菜种植较少，当地民众通过饮茶，既可以补充自身所需的维生素，又可以借茶叶所含的碱性物质来消食化腻，增进健康，故《宋史•职官志七》载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明史•食货志四》也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再加上茶叶易于保存和运输，茶便逐渐成为当地民众喜爱的饮品之一。相关文献记载，茶叶输入草原，大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如《明史•食货志四》所言：“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而明制尤密。”大约在唐朝中后期，出现了最早的茶马贸易，饮茶习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中原与周边游牧民族间的茶马贸易，仅限于唐朝与回鹘、唐朝与吐蕃之间，且饮茶习俗多在游牧民族上层社会流传。至五代和两宋，随着茶马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了茶马司等专门管理机构。明朝时期，茶叶输入草原往往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但民间茶叶输入并未中断，茶叶几乎成了北方草原民众社会生活的必备品，对满族人尤为重要，其甚至将“茶”与其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火”相提并论。明朝时期，除贡茶、私茶贸易外，还有官茶贸易，并由茶马司来掌管。《明史•食货志四》载：“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渚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满族人和蒙古族人一样，都喜欢饮用由红茶和马奶调制而成的奶茶，并将此种饮茶方式带到了清朝皇家宫廷的日常生活中。在清宫里，皇家厨房里有两样器具必不可少：一个用来存储满族的奶茶，另一个用来放汉族的绿茶。1571年，蒙古部落首领图梅德•阿尔坦汗（Tumed altan khan）在六个不同的地方正式开放了马匹贸易（Horse Trade）市场，从此蒙古人开始用骏马换取银锭和其他商品，并在张家口等地开展商品贸易。1577年，明朝开始与蒙古进行茶叶贸易，张家口逐渐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枢纽之一。
17世纪中叶后，欧洲开始从东方进口茶叶，饮茶逐渐成为欧洲宫廷贵族生活的一种时尚。相关文献记载，1618年中国使者携带茶叶馈赠沙皇、1638年俄国使臣向沙皇敬奉中国茶叶，中俄开启茶叶交往的历史新篇章，尤其是中国砖茶备受俄国民众喜爱，茶文化在俄国蔚然成风，社会需求为中俄茶叶贸易注入强大动力，官方与民间同时开展跨境茶叶贸易。1656年，俄国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这是最早的一支来华使团，第一支来华的俄国官方商队则先期抵京，为其打前站。此后，俄中两国政府多次组织商队往返，官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相比较而言，尽管中俄民间茶叶贸易次数较多，但官方文献记载却不多。康熙皇帝在位期间 (1661 ~ 1722），清朝与俄国签订条约，平息了中国北部与西伯利亚边界冲突，允许两国商队在中国内地、蒙古及俄国西伯利亚间往来，带动了跨境茶叶贸易。其中，用于跨境贸易的茶叶，主要是一种由劣质茶叶和细枝压缩制成的茶砖，这既是中国商人出口远东各地的主要商品，也是被客户打碎用来交易的替代性货币。两国商队多由200~300只骆驼组成，每只骆驼约可携带600磅（1磅约合0.45公斤）茶叶，且需长途跋涉 18个月，在穿越中亚后才能抵达目的地。
1689年，清朝与沙俄签订的 《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及外兴安岭为中俄东段边界，乌第河地区为待议地区；两国严禁越界入侵和收纳逃人；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通商贸易。”这些规定对中俄茶叶贸易与人文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俄国官方与民间的商队来华频次与日俱增，贸易规模日益扩大。1728年，清朝与沙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规定：“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作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依岭，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重申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既不能议，仍保留原状，双方均不得占据这一地区；俄商每3年可以来北京一次，人数不得超过200名，此外可以在尼布楚、恰克图通商。此条约同时规定中国协助在北京俄罗斯馆内建造东正教堂；接受俄国留学生来北京学习；以后双方不得收容对方逃犯，并严行查拿，送交对方守边人员。”自该条约签订后，恰克图便被辟为贸易场所，这促使双方商贸活动进入边境贸易新阶段，且对“万里茶道”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出现了恰克图等重要支点城市，逐渐形成“中俄茶叶之路”，并成为“万里茶道”最终成型的关键一步。正因为这条 “中俄茶叶之路”，1755年至1848 年，中俄茶叶贸易量迅速增长，满足了俄国社会对中国茶叶的现实需求，也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沿途传播，恰克图茶市的重要性随之凸显，马克思在其《俄国的对华贸易》中对此进行了特别论述：“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近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中俄茶叶之路”对中俄人文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俄商在汉设茶厂，砖茶源源不断输入俄国”，催生了一大批中国贸易城市，最典型的当属汉口。自1861年汉口开埠起，俄国商人开办的砖茶厂实为汉口最早的外国近代工厂。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茶叶集散地，汉口的社会发展程度仅次于上海，甚至汉口茶叶输出曾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的60%与对俄输出总量的 95%，被誉为名震世界的“东方茶港”，在关涉“伟大的茶叶之路”或“万里茶道”源头的俄语文献中，源头也多被标为“汉口”。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叶，汉口、福州、上海成为全球茶叶贸易最大的三个集散地。汉口不仅是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主要集散中心，还是福建、安徽、湖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湖北及河南等省的重要茶叶集散地。因此，汉口虽于1861 年开埠，但其1876年的茶叶输出量就首超上海，1871~1880年的年均茶叶出口约为54.48万担、1881~1890年的年均茶叶出口约为70.37万担。可以说，在19世纪90年代印度茶业兴起前，汉口确系名副其实的中国茶业的“睛雨表”城市。
事实上，中俄也开辟了一条“南茶北上通道”：“来自两湖、浙闽一带的茶叶通过不同道路汇集到张家口、归化城（呼和浩特）等地，然后运送茶叶的驼队穿过浑善达克沙地，一部分向北过库伦来到恰克图，另一部分折向西北至新疆。”随着《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中俄官方贸易开始形成，恰克图贸易节点的经济效应持续显现，特别是到了18世纪末叶，中国经由恰克图出口俄国的茶叶数量年增幅日益明显（如图1所示）。
不过，自20世纪初起，中俄茶叶贸易开始萎缩，恰克图贸易节点的经济效应日渐衰退，根源在于其遭受欧美现代茶叶生产工艺、销售方式、衍生商品及服务意识等方面的全方位冲击，这使得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难敌英国殖民地生产的红茶，仅“1915 年上海输往俄属太平洋各口岸的314667担红砖茶中，有印度、锡兰茶56256担，爪哇茶317担，印度和锡兰茶末 57306担，合计113879 担，占全部出口红砖茶的1/3以上，1916年占全部出口红砖茶的2/5以上”，中蒙俄上百年的茶叶贸易不断道受挤压与排挤，“万里茶道”也逐渐荒芜没落。但在“万里茶道”存续的 200 余年中，“遗留下大量的文物古迹，包括茶园、茶炉、商铺、茶叶加工厂、宗教建筑，还有一些商人的住宅。这些文化遗产资源具有其他资源不具有的天然接纳感和认同感，是联系三国民众的纽带”。
“万里茶道”虽仅有两百多年历史中欧·体育生态物联网，却在亚欧之间架起了一座民心相通的桥梁，穿过张家口、二连浩特和恰克图的贸易线路，将中蒙俄三个国家永久地联系在一起。现在沿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已建成了亚洲公路网的AH3号线，该线成为三国货物运输的可持线的新线路，也使“万里茶道”在21世纪得以复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蒙俄三国借助地理优势，联合开发“万里茶道”正逢其时。
复兴“万里茶道”为新时代合作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理解两百多年前的“万里茶道” 合作是重新开始的基础，也是深埋在中蒙俄三国人民心中的美好愿景。为实现此目标，现在需要弥补以前的不足，把握好当前的机会。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际，“万里茶道”文旅资源的开发合作也成为沟通三国的新途径，这是中蒙俄共同盘活 “万里茶道”历史资源的出发点，也是千载难逢的合作新机遇。其中，以“万里茶道”为抓手，共建中蒙俄人文共同体的动因主要表现在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人文交流三个方面。
在国际政治方面，“万里茶道”项目合作有可能扩展至欧亚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地，蒙古国的第三邻国政策为扩大合作、吸引外资而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中俄两个邻国扩大合作、提高国际地位提供了推力。所以，中蒙俄三国的“万里茶道”项目合作中欧·体育生态物联网，有助于加强三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扩大国际合作，助力发展新型国际关系。
在国际经济方面，“万里茶道”项目合作为中蒙俄三国的自贸区合作提供了互信基础。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能为蒙古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加新的经济来源，还能吸引国际旅游资本的参与和投资。蒙古国原本是一个矿业国家，其经济基础薄弱，以采矿业为主，因此需要转变经济结构，建立知识型经济，以实现进出口平衡。蒙古国同俄罗斯建立阿尔坦布拉格——恰克图自由贸易区、同中国建立扎门乌德——二连浩特经济合作区后，蒙古国南北地区的发展明显加快了，就蒙古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而言，实现其平衡发展值得期待。
在人文交流方面，作为“万里茶道”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中蒙俄旅游资源的分阶段开发重点是借助旅游业发展来推动人文交流。作为一个全新的旅游品牌，“万里茶道”已将中蒙俄三国的文化特点、民间习俗等融入整个旅游过程，这不仅能吸引三国境内游客，也能吸引世界各地游客。
目前，中蒙俄以“万里茶道” 为抓手，积极共建人文共同体，已取得初步成效。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万里茶道”一直慷慨而又源源不断地向亚欧沿线国家和地区带去醇香可口的茶叶与“和合与共”的茶文化。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都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现在，“万里茶道〞又把中蒙俄三国不同的风情民俗与文化遗产展现于世界各国游客的面前。尽管中蒙俄关系发展势头喜人，但民间关系有待进一步加强，所以中蒙俄三国亟须沿着连接亚欧的贸易线路盘活历史资源，创建“万里茶道” 文旅品牌。
——确定“万里茶道”文旅线路的重要区域：中国的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湖南、福建，蒙古国的乌兰巴托、扎门乌德，俄罗斯的布里亚和国、伊尔库茨克、秋明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彼尔姆边疆区。
——中蒙俄三国领导人支持发展“万里茶道”国际旅游项目，并在这条线路上启动旅游列车。
——中国向联合国提出申请，将“万里茶道”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召开中俄蒙首次国家旅游部长会议，会址为呼和浩特，时间为2016年7月。
根据上述开发合作进展不难发现，自2014年起，中蒙俄三国合力打造“万里茶道”旅游品牌进入了快车道，它既是积极融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蒙古国“发展之路”战略、俄罗斯“欧亚大通道”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弘扬传统文化、打响旅游特色品牌的有效途径。这也是经多年研讨、协商，中蒙俄三国最终在发展“万里茶道”旅游业方面达成的共识：打响“万里茶道”品牌，建成一条民族交融、文化厚重、景色优美的国际旅游线路。
在中方倡议下，中蒙俄三国于2015年举办了“万里茶道”文化和旅游会议，此后每年由三国轮流举办。根据需要，中蒙俄三国联合组建了 “万里茶道”旅游协会，并于2016年7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创建了“万里茶道”旅游品牌。其中，就“万里茶道”旅游和开辟新线路等细节问题，中俄两国旅游管理部门官员已展开多次讨论，蒙古国虽未参与，但“万里茶道”文旅活动实际上已包括其很大一部分旅游资源。将“万里茶道”转化为文旅资源并打造成品牌项目，蒙古国无疑是此项合作的重要受益者。几经努力后，中蒙俄三国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合作经验，并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形式：按景点建立新的旅游线路；重建历史名胜；建立旅游营地，介绍蒙古特色生活方式；在蒙古包旅馆中展示蒙古特色的“万里茶道”文化传统；组织短途骆驼之旅等。因此，保护历史遗迹已成为中蒙俄“万里茶道”文旅开发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蒙俄“万里茶道”文旅资源的开发合作与“万里茶道”的学术研究和申遗工作有密切关系，2012年中俄开启了“万里茶道”学术研究与申遗工作，中蒙俄共同签署《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议书》，全面启动申遗工作。此外，“万里茶道”论坛和市长峰会等机制先后建成并每年举办，均由中国主导、俄蒙协助，已成为三国研讨申遗、经贸、旅游等议题的重要对话平台。借助“万里茶道”的凝聚之力，中蒙俄三国，不仅实现了一些地区合作项目的成功对接，还建立了许多长效沟通机制，如“中蒙俄三国五地旅游联席会议机制”与“中蒙俄三国旅游部长会议”等。2019年3月。“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表明“万里茶道”项目的国内申遗工作已准备就绪，国际联合申遗工作成为“万里茶道”成功申遗的关键。目前，中蒙俄联合申遗协调机制已开启并在有序运作当中。
在“万里茶道”申遗工作的带动下，共建中蒙俄人文共同体也在丰富内涵与创新形式中不断走深走实，如，在2014年第三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上，开通了“万里茶道”产业联盟商务平台，并成立“万里茶道”文化研究院。又如，在2017年第五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上，与会各方形成了“文化旅游业”是复兴“万里茶道”主要突破口的这一新共识，并在“万里茶道”旅游联盟内达成协议，培养三国旅游领域专业人才。再如，在2019年“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工作会议上，三国联盟成员将“万里茶道〞精品旅游线路开发、青少年交流互访、自驾旅游和旅游专列的产品开发、共同编制《“万里茶道”旅游经典案例》及推动建设“万里茶道”旅游网站等列为重点工作，旨在通过青少年交流、自驾旅游及旅游专列的产品开发等项目切实助力“民心相通”。此外，2014年中俄“万里茶道城市市长高峰论坛”发布的《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由来自中俄“万里茶道”沿线位市长和城市代表共同签署，标志着“万里茶道”沿线城市从此成为中蒙俄共建人文共同体的重要行为体，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万里茶道”项目的参与热情。
然而，中蒙俄以“万里茶道”为抓手共建人文共同体，也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就蒙古国而言，还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应加强对“万里茶道”的基础研究。蒙古国的专家学者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最好能在创新中不断深化研究，同时与中俄专家学者开展常态化学术交流。对此，中蒙俄三方应尽伙共建一个“万里茶道”在线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企业家可及时捕捉“万里茶道” 经贸合作商机，研究人员可快速分享“万里茶道”基础研究最新成果，游客可准确了解“万里茶道”的适时旅游信息。最为重要的是，要利用好“万里茶道”在线平台，加强三国沟通，及时消除可能出现的误解，助力三国顺畅交流与合作。
第二，应考虑与中俄两个邻国间的政治及经济关系现状。除采矿业外，蒙古国首先应重点加快建设旅游基础设施，特别是要加快连接中蒙俄三国关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更要解决好三国间的合作问题，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蒙古国的文旅环境。在这方面，尤其要加强“万里茶道”文旅资源开发中的硬件建设，着力打造铁路和航空运输的软硬件环境，以吸引国内外游客，同时降低“万里茶道”文旅品牌建设中的交通成本等。
第三，应建立一个开放的蒙古国旅游数据库与相关旅行提示信息平台，以扩大其国际旅游资源的对外宣传，包括增加参加国际旅游展的蒙古国旅行社数量、普及线上签证签发业务以增加免签证旅行国家数量、为55岁以上的亚洲游客制订长期旅行计划，以及根据不同季节实施不同税收政策或优惠政策等。
截至 2020年，已有65万名以上的外国游客访问了蒙古国，他们大多在七八月前来旅游，领略蒙古特色的文化传统，亲身体验“万里茶道”文旅线路的人文底蕴与魅力。
对中蒙俄三国而言，“ ‘万里茶道’ 项目是一个以古代商业路线为基础，以 ‘文化路线’ 为理念，以成功申遗为目标，通过开发旅游、历史、商业等资源，实现地区合作的人文交流项目”。尽管“万里茶道”上的驼铃声已经消失，但是伴随着新时代的脉动，这条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魅力十足的文化线路再度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沿线众多的文化遗产，是中蒙俄三国人民经长年累月的交流互往共同留下来的，为中蒙俄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尤其是随着中蒙俄“万里茶道”申遗工作的有序推进，“万里茶道”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对蒙古国而言，它曾受惠于“万里茶道”并在茶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中蒙俄以“万里茶道”为抓手的人文共同体其建中，蒙古国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以“万里茶道”为抓手，共建中蒙俄人文共同休，不仅能为“万里茶道”的文旅资源开发提供良好的软环境，也能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注入新动力，真正使中蒙俄“万里茶道”建设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形成联动效应，取得实效，进而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的对接合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民意基础，在深化发展中蒙俄关系中实现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美好愿景。
原标题：《丝路文明交往研究︱马丽蓉 宓娜：“万里茶道”与中蒙俄人文共同体建设（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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